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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探源丨佛寺映千年,莫尔寺遗址见证丝路文化交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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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探源丨佛寺映千年,莫尔寺遗址见证丝路文化交融

文明探源丨佛寺映千年,莫尔寺遗址见证丝路文化交融

佛教传入中国,佛教中国化,对丰富和繁荣中华文化影响深远。近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,进一步实证(shízhèng)并(bìng)展示了自汉至唐,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营养(yíngyǎng)、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(màiluò)。 这座古(gǔ)代佛寺历经千年岁月何以重焕(zhònghuàn)光彩?重见天日的出土文物又讲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故事? 双塔见证(jiànzhèng)千年佛寺变迁 莫尔寺遗址,位于新疆(xīnjiāng)喀什市(kāshíshì)东北30多公里处莫尔村附近一处洪积台地上。最显眼的是两座土坯(tǔpī)佛塔,一圆一方,遥遥望去,如两枚巨大印章盖在苍茫荒原上。 “莫尔”,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(yǔyán)里是(shì)“烟囱”的意思,当地老乡把耸立的佛塔当作烟囱,莫尔寺遗址由此得名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复原(fùyuán)模型全景图。新华社发(fā)(中央民族大学供图)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(yǔ)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、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介绍,千年来虽饱受风雨侵蚀,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后被冲下(chōngxià)的泥土持续包覆,得以保存至今(zhìjīn)。 自2019年开启考古项目以来,考古人员(rényuán)持续不断收获惊喜。“第一次去(qù)现场(xiànchǎng)勘察,从地面上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(duōshǎo)工作的余地。”肖小勇回忆说,当时除了一圆一方两座佛塔,地表仅能见到几处残墙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。但发掘不到半个月,第一座僧房出现,让考古团队看到希望,“地下埋藏的东西(dōngxī)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。”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布局示意图。新华社(xīnhuáshè)发(fā)(中央民族大学供图) 6年间,在考古人员手铲下,僧舍、回廊式佛殿、长方形大佛殿、讲经堂(jīngtáng)、厨房(chúfáng)、储物间、餐厅等建筑纷纷浮出地面。共发掘4600平方米面积,发现遗迹包括18座单体建筑共计62个房间、2条阶梯式踏(tà)道,出土上万件各类文物和(hé)文物残片。 “莫尔寺既有自身特色,也能在其中(qízhōng)看出印度、犍陀罗、中亚、当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。”肖小勇介绍(jièshào)。 新疆喀什,古称疏勒(shūlè),地处丝绸之路南、北两道(liǎngdào)交汇处,各色文化艺术在此地融合荟萃。 肖小勇介绍,莫尔佛塔(圆塔)是高覆钵式土坯塔,采用犍陀罗传统的(de)窣堵波样式,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,已经屹立了1800余年(yúnián)。相隔约60米,由5层塔身和大型台基(táijī)构成的方形实心土坯塔(方塔),台基边长39.36米,仅比(bǐ)位于(wèiyú)河北的、东魏北齐时期邺城赵彭城佛寺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5米,规模接近皇家寺院(sìyuàn)等级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(yízhǐ)(资料(zīliào)照片)。新华社发(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) 一圆一方,风格(fēnggé)迥异,两座佛塔在漫长岁月中并肩依存千余年。 “公元(gōngyuán)1-3世纪(shìjì),以圆塔为(wèi)中心,附近和旁侧非对称分布僧房,公元4世纪以后(yǐhòu),遗址的礼拜中心变为塔、殿并重,最后向以具有中原建筑(jiànzhù)布局特征的长方形大佛殿为中心转变,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、讲堂(jiǎngtáng)、厨房和方塔等。10世纪上半叶,寺院(sìyuàn)建筑被毁后废弃至今。”肖小勇介绍,从这一寺院由汉到唐近千年的布局演变,可看出中华文化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中国化进程,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。 探索地面佛寺(fósì)起源的实证 作为迄今发现(fāxiàn)我国最西部地区年代最早、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、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,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(le)古疏勒佛教历史与考古研究的空白(kòngbái),实证(shízhèng)新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(géjú),为追溯我国地面佛寺源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。 佛教诞生于印度,传入新疆的时间说法不一,主流观点是公元前(gōngyuánqián)1世纪左右,从于阗或疏勒传入。文献记载,西去求法的高僧(gāosēng),无论是法显、还是玄奘(xuánzàng),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,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影响,疏勒保存下来的汉唐遗迹并不多,残存于游记(yóujì)、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留给今人无尽(wújìn)遐想和遗憾。 因此,这座地处于西域四大佛教中心之一(zhīyī),由佛塔、佛殿和僧房等遗迹构成的大型、高等级佛教寺院遗址(yízhǐ)尤显珍贵。 一百多年前,该遗址因被掠夺等原因,仅留下有限的文字和图片记录。此后(cǐhòu),在我国第二、第三次全国(quánguó)文物普查中,遗址有了(le)初步测绘等信息,但遗址范围、布局、建筑结构等关键问题仍不明确。 自2018年新疆考古纳入国家文物局(guójiāwénwùjú)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以来,莫尔寺遗址考古项目被列入(lièrù)“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(yǔ)中国化的(de)考古研究”课题,由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发掘。 2019年7月,考古工作队员(duìyuán)在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现场布置探方。新华社发(中央民族大学(zhōngyāngmínzúdàxué)供图) 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,湮没史海千余年的疏勒佛教文化遗存(yícún),再次回归(huíguī)人们的视野。 动物(dòngwù)骨骼鉴定显示主要为羊、黄牛和马骨,印证疏勒僧侣吃(chī)肉的(de)记载;孢粉分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植物种属;运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探测地下(dìxià)遗迹……多学科技术深度介入,让考古发掘提取的信息更丰富,文献里干瘪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。 “以往佛教何时传入西域,大家都是从文献记载得出的认识,而莫尔寺考古系列碳14数据(shùjù)结合遗迹遗物,提供了考古证据(zhèngjù):在公元(gōngyuán)1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(jiànzhù)。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介绍。 古刹探源续写交融(jiāoróng)故事 对考古专家而言,以海量文物为线索,完成历史拼图,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仍(réng)在继续(jìxù)。 在已出土的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(cánpiàn)中,有大量石膏佛像残块,专家(zhuānjiā)根据部分(bùfèn)残块分析,莫尔寺最高佛像可达4米;结合古籍记载,以及出土佛像特点、开元通宝(yuántōngbǎo)钱币、泥瓦、贴金佛像手指等综合分析,莫尔寺遗址长方形大佛殿很(hěn)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关联。 这是(zhèshì)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佛面、手部残片(cánpiàn)(资料照片)。新华社发(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) 文献记载,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,西域(xīyù)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(xīngjiàn),“疏勒亦有汉大云寺,有一汉僧住持,即是㟭州人士(rénshì)”。李文瑛介绍,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考古发现表明,唐朝时中央政权通过安西都护府(dōuhùfǔ)、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天山南北,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,当然也包括宗教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。 肖小勇认为,佛教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(xīnjiāng)后,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传播中心,并影响(yǐngxiǎng)到库车及更远的地方,继而向中原地区传播,与当地(dāngdì)文化形成交融互动格局。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,专家有了更多(duō)发现。 肖小勇(xiàoxiǎoyǒng)认为,莫尔寺遗址附近在(zài)汉唐时期应为重要农耕区。此外,莫尔寺遗址南面有直线距离约5.2公里(gōnglǐ)的汗诺依古城遗址,东面直线距离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遗址,西面约30公里还有(háiyǒu)三仙洞石窟等(děng),进一步说明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当地重要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 2024年11月拍摄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小台地北部建筑、排水沟遗迹(yíjì)。新华社(xīnhuáshè)发(中央民族大学供图) 2024年(nián)10月,《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(2024-2035年)》获国家文物局批复,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已提上(tíshàng)日程。 成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后,莫尔寺(mòěrsì)知名度日渐响亮,搭乘南疆火车的(de)(de)旅客,得知途经莫尔村附近时,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莫尔寺的身影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李军说,下一步将对莫尔寺遗址历史(lìshǐ)信息进行(jìnxíng)完整展示,全面、准确阐释(chǎnshì)其历史文化价值,并整合周边文化资源,让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(wénwùbǎohù)、研究、展示等为一体的(de)功能,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重要载体,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 文字记者(jìzhě):潘莹、张瑜 统筹(tǒngchóu):孙闻、李欢、郭昱、冯筱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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